提高税收能有效禁烟吗 – – 香烟征税

棱角分明的牛仔,深沉锐利的眼神,手臂上陆军标志的刺青,坚强豪爽的个性,一位实实在在的硬汉站在你的眼前。尤其是他嘴角叼着的那根香烟,更是让你鲜明地感受到这是一位充满冒险与开拓精神的英雄——这就是著名的“万宝路男人”。作为世界的烟草销售冠军,万宝路(Marlboro)在全球平均每分钟就有100万多支香烟在消费,创下了烟草销售的神话。

然而,其中一位曾为万宝路香烟做过广告的好莱坞明星,最终却因为抽烟过多而英年早逝。死前他留给世人的一句话就是:“吸烟有害,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的确,烟草的成瘾特性,使它早已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多、危害最广的物质。其实,与毒品 (如海洛因)相比,除了一个是合法消费品,另一个是违禁品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质的不同,尤其是从物质依赖的角度看,二者更是如出一辙。烟草在全球盛行了两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人类才开始认识到烟草对人类的危害。吸烟产生的烟雾中含有许多致病物质,如烟碱、二氧化氮、氢氰酸、丙烯醛、砷、铅、汞等,其浓度远远超过工业许可值,对人群的危害甚至超过工业污染。吸烟,以及由此造成的被动吸烟可以导致多种心脑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甚至癌症。

随着对香烟危害性的日益重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关于禁烟的立法,如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烟,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等。作为一个拥有3.5亿烟民的“香烟超级大国”,我国也加强了禁烟工作,如从2008年5月1日超,北京市开始实施《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第一个把禁烟范围扩大到所有餐馆、办公室的城市,更有人大代表呼吁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以便将烟草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禁烟法规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香烟加以控制的,在此不予太多探讨。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又该如何对待禁烟呢?

无论从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的方面看,吸烟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是成本大于产出。烟草销售固然能为国家提高税收,但是,这些收入永远弥补不了因烟害而导致的疾病、死亡、医疗费用等损失。因此,考虑经济上的成本与产出,也应该禁烟。而在市场层面,目前世界上常见的限制香烟的方法就是提高烟草的税率。的确,从理论上说,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就可以迫使经营者提高烟草价格,依照“价格上升则需求下降”的供求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香烟的消费者(烟民),从而实现控烟。

实际上,自2005年2月27日,世界上第一个旨在限制全球烟草及其制品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40个国家生效后,全球的烟税水平正在迅速提高。以日本为例,在2006年7月l日前,日本的烟税水平为平均每支香烟7.89日元。此后,每支卷烟的烟税提高1日元,从而使得一盒20支装的香烟价格提高20-30日元。同时,日本政府还开始对游客携入境内的国外卷烟征收更高税额,即每盒此种卷烟的征税再增加20日元。与之相应,亚洲的其他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也都实行了各自的提高烟税的措施,使得香烟的销售价格提升,以便达到减少香烟消费、进而控制烟草的目的。过去,我国卷烟消费税一直实行按价计率征收,现在则实行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复合计税方法,即先按量计算,每5万支卷烟计征150元的定额税,再按现行卷烟实际调拨价计征消费税。因为增加了一道从量征税,卷烟税负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我国占市场份额较大的四、五类低档卷烟,税负增加尤其明显。

那么,通过“提高征税”这把经济利器,是不是就一定能够降低香烟消耗、削减烟民队伍呢?就实际情况看,结果恐怕并没有那么乐观。

虽然统计资料表明,的确有一些国家吸烟率得以下降,如美国在过去十年间,香烟价格提高了10%,吸烟率降低了3-5个百分点,但是更多国家的吸烟形势却是不降反升,禁烟效果并不明显。比如在我国,烟草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税收贡献的第一大税源,甚至连年出现税利大幅增长,这一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提高税率恐怕并没有使我国烟民数量降低多少。那么,为什么高税率对香烟并没有取得明显的限制作用呢?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香烟这种商品的特点。前面提到,香烟有一种成瘾特性。尽管“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宣传铺天盖地,但吸烟时人的大脑和体内会产生脑啡肽和内啡肽,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兴奋(当然这是一种短期的快乐),这已经为科研所证明。久而久之,吸烟就会使人成瘾。就像酒瘾一样,烟瘾一旦形成就很不容易戒掉。用经济学的话讲,在香烟市场上,对烟草的需求(烟瘾)一经形成,就不易下降。卷烟需求是一种明显缺乏弹性的需求,这导致其对价格的上涨并不十分敏感。

假设三个人依据各自的经济状况选择高中低档三种香烟。加税后香烟价格提升,如果三个人还是分别固定地抽这三种烟的话,那么吸烟量将会下降,但是,在需求(烟瘾)和高价格的两种压力下,这三个人一般会选择降低香烟档次的方法(如原来抽高档烟的减少高档烟而增加中档烟的购买),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满足烟瘾。这样,吸烟量并不会因为香烟价格的提升而下降。以印度为例,在2001年2月,印度出于地震救灾急需资金的压力,将卷烟税增加了15%。结果2001年当年,印度人购买了大约780亿支卷烟,比去年的920亿支下降140亿支。然而,这并不说明这个国家的吸烟量下降了,烟民们的选择转向了价格相对便宜的比迪烟。比迪烟是一种传统的吸烟方式,与卷烟不同,而它的焦油含量却要比大多数卷烟高出30毫克(卷烟平均18毫克)。烟民们采用了“商品替代”的办法继续吸烟。

在我国,曾经有这样一个形象的链式图,也很好地说明了香烟替代的特点:

“中华—红塔山—红河—金花—炮台—烟丝—烟叶—旱烟”。

毫无疑问,高额税收会通过税赋转嫁,最终由消费者负担。由于我国烟民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阶层,加之卷烟市场上有各种价格的香烟,最终中国烟民(尤其是其中的两亿农民)没有因为卷烟高价选择了放弃或减少吸烟,而是转为吸食未经加工处理的烟叶或廉价假烟,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将会更大,因为烟叶以及廉价假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

另外,卷烟高税也促进了黑市的发展。面对超额利润的诱惑 ,假烟、走私屡禁不止。假烟在世界的卷烟消费量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

由此可见,高税政策在抑制吸烟、维护消费者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卷烟需求缺乏弹性,消费者对于烟价提高并不十分敏感,该吸照吸,结果使得卷烟税收一直居高不下,并一直占据着中国第一税源的“宝座”。

事实上,要抑制吸烟,不能单纯依靠税收这个经济杠杆。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加强吸烟有害的教育,改善医疗条件,从立法上规范卷烟生产和销售,扩大公共场所禁烟区,推广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长期地控制烟草带来的危害。

(来源:《每天学点儿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