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想好,为何结果都不好 – – 囚徒困境

警察抓获了两个重要的嫌疑犯,却只掌握了很少的证据,如果就此量刑,嫌疑犯将只受到很轻的惩罚。所以,警察就动用了这样一个办法,将两人隔离,然后分别对每个人说:

1.如果你认罪,而你的同伙沉默,那么他将被判10年监禁,而你将马上获得自由 ;

2.反过来,如果你的同伙认罪,而你保持沉默,那你将被判1O年,他将自由 ;

3.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认罪,每人都将被判5年监禁;

4.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沉默,你们每个人只会坐1年牢(因为警察证据不足)。

稍加分析,我们会发现,每个嫌疑犯可能面临的监禁时间分别是10年、5年、1年和0年。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避开10年的漫漫铁窗生涯,从而马上自由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每个人最终的刑期并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两个人一起作出选择后的结果,即需要两人共同来达成。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设身处地,将自己置于嫌疑犯的角度去考虑,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奥妙,甚至还能体会到有关人性的问题。

当然,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其中蕴藏的“博弈论”原理。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过,做生意的人都不是傻子,你希望利益最大化,我也肯定如此。假设我是其中的A嫌疑犯,当然希望自己“坦白从宽”,而B“抗拒从严”,可是多年的“社会经验”告诉我,B肯定也会这么想。退而求其次,只坐1年监禁也不错,前提是两个人都得保持沉默,但是那样做我将冒极大的风险(因为B可能会招供)。思来想去,决定自己还是招供,这样避开了10年牢狱,最多也就是坐5年,而对双方都有利的1年刑期就不作指望了。

“两人共坐五年牢”的结果,在博弈论中被称为“纳什均衡”。它的定义如下:

假设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这样所有人的策略就构成一个策略组合。纳什均衡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组成,并且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的理由来打破这种均衡。在“囚徒困境”中,两名嫌疑犯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且都知道对方将要采取的策略(其他人策略已经给定),结果产生了一种“纳什均衡”,而任何一名嫌疑犯都无力将其打破。需要指出的是,将“囚徒困境”作为重要课题之一的博弈论几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市场和竞争的看法。

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囚徒困境”显然不是一个最佳的结果。然而,它竟然是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被誉为经济学圣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句名言:”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常常会比他实际上想做的那样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将达到利他的效果。通俗点说,就是“人人都为自己好,社会就会变更好”。但是上面的“囚徒困境”却对斯密提出了有力挑战:对两个嫌疑犯来说,在斯密精神的指导下完全为了自己好,结果却是大家都不好。最有利的1年监禁没有出现,两个囚徒损人而不利己,一个悖论就此出现—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悖论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我们已经知道,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两个嫌疑犯相互串供(经济学上要文雅一些,称之为“合作”),就能达成最好的结果;或者换个角度,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也能共同获得最短时间的监禁。这时,问题就变得深刻了:每个人的利己行为,导致的最终结局却是对所有人都不利,只有合作,才能使得大家获得最多的利益,形成所谓的“双赢局面”——话说回来,这个结论又何尝不直指人性的本质呢?

如果将“囚徒困境”和“纳什均衡”运用到真实的生活中来,我们会看到在社会、经济、政治、管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司空见惯的博弈现象。

在我国,老百姓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冰箱、空调……无一不疯狂降价,以期占据市场。消费者当然是受益者,但是,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却往往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前面提到了,它就像“囚徒困境”的结果,损人而不利己,最终是谁都没有钱赚,甚至还濒临破产。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无疑意味着自杀。因此,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厂商采取合作的态度,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等方式避免这种没有意义的价格战。

“囚徒困境”还适用于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说,有些企业很清楚环境污染的危害,也不愿意这么做,但在很多情况下却被迫放弃污染治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作个假设,即政府没有严格的管制,那么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然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如果其中一个企业家良心发现,自愿投资治理污染,那么他的生产成本必然增加,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最后,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导致破产。由此,所有的企业最终都会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乡镇企业因为盲目发展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就属于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从长远看,这种“纳什均衡”是极为有害的,它必将导致个人、企业,乃至整个国家成为“陷入困境的囚徒”。而在政府加强了污染管制后,企业都投入了成本以有效降低污染,即在“治污”上采取了合作的姿态,结果是获得了与高污染时期同样的利润,但是环境却得以大大改善。

(来源:《每天学点儿经济学》)